1776年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出版了古典經濟學經典之作《國富論》，抨擊重商主義時代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弘揚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確立。然而，從19世紀后期開始，潮流朝相反方向轉變，發達國家政府規制經濟的活動開始增加。整個20世紀上半葉，政府權力日益擴大。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無論是在社會主義的蘇聯、東歐和中國，還是在資本主義的西歐和美國，無論采取的方式是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還是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在強調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組織和管理經濟的職能這一點上，頗有異曲同工之處。于是我們不但看到社會主義國家一步步地實現了列寧“國家辛迪加”的理想，而且看到資本主義國家政府職能的強化，例如，隨著羅斯福“新政”推行，美國逐步成為“管制資本主義”經濟，西歐某些國家還在加強政府經濟管制的同時發生了對所謂“制高點行業”的國有化運動。

　　強化政府職能的趨勢大約持續了半個多世紀，此后風向倒轉過來。中國、蘇聯東歐各國計劃經濟體制弊病暴露無遺，紛紛采取不同方式進行強化市場的改革，政府作用也隨之被重新審視和端正。西方世界70年代遭遇“滯脹”之后，英國的撒切爾首相和美國的里根總統實行了解除管制和削弱政府經濟作用的政策。一時間，新自由主義成為時尚。在蘇東劇變后的一段時間里，許多人認為蘇聯和東歐國家政治經濟體系的崩潰意味著 “歷史的終結”：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已經按照全面向市場傾斜的方式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然而人們很快地發現，歷史并未終結，政府與市場的沖突只是改變了形式，它將在新的更高的層次上展開。早期處于經濟學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或稱“后凱恩斯綜合”也并沒有放棄他們的陣地。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凱恩斯主義對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批評不絕于耳。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這兩種學術派別的爭論更大大升溫，各自提出了對于這一危機的成因完全不同的解讀；同時，對于應對危機的政策也提出了不同的主張。

　　對于我們來說，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學中以上兩個學派的爭論，是在自由市場機制，即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范圍內進行的，這并不意味著有哪一個學派主張回到政府包辦一切的計劃經濟舊體制去。即使他們支持對某些企業實行國有化，那也只是一種短期的應變措施，而不是一種長期的制度安排。20世紀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基本脈絡提示我們：在市場制度范圍內，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適宜邊界，是經濟穩定運行和長期增長的一個重大問題，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加以確定。

　　我們還必須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在中國人們常常把宏觀經濟管理（宏觀調控）和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微觀干預混為一談。假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實際上等于復辟命令經濟。這不但會造成資源的誤配置和損害經濟的活動，還會帶來強化尋租環境、使腐敗活動泛濫等惡果。這是必須堅決制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