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說到國家治理方面，宋朝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故事雖不足信，卻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思路，能不能“治”，如何“治”，“治”的效果怎樣，都會成為有意思的選題。正因為此，孔子以及由孔子創立的儒學，才能如此這般生生不息，成為將華夏兒女凝結在一起的精神紐結。

儒學教給人的道理有很多，小到為人處世，大到治國安邦。如果每個人都能以儒家的勸勉為行為的準繩，人世間將不會有紛爭，而會是一派太平、安全、和諧、友善、美好、祥和的景象。只可惜這樣大同世界的愿景，從來都只存在于人們的理想中，我們通過不懈的努力，或許可以越來越接近它，但卻難以變為現實。

這是因為，儒家教導我們要仁者愛人，要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這也是實現大同世界的必由之路。儒家告訴世人踐行此道的具體門徑，則主要靠個人的克己與修身。然而從本質上來說，正如道家所言，人的天性是一種樂于追逐無拘無束的自由的天放狀態，既不愿意被束縛，也不愿受人控制。故儒學實踐之難點，就在于人是難于“克己”的。自古及今，人類在物質世界或科學技術領域，創造出了甚至驚艷自己的輝煌業績，可是在認識自己、約束自我與戰勝自己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卻有些可憐，這不能不值得人們深思。

孔子是在回答“顏淵問仁”的時候，談到“克己復禮為仁”的，也就是說人要克制、約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禮的要求，也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不過能做到這一點的，大概只有極少數德行高尚的君子，一般人則率性而為者居多，能做到“對自己下手狠一點兒”，克制自己對物質利益和權力欲望的人畢竟是少數。

要克制自己，首先要做的就是克制自己攫取更多物質利益的欲望。魯國的季康子擔心有更多的盜賊，問孔子應對的辦法。孔子的回答是，“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下之意，正是你季康子多欲，厚取于百姓，造成百姓生計之艱難，之所以盜賊多發，其原因就在于統治者的厚斂。要想消滅盜賊一類的犯罪，像季康子這樣的統治者就要克制自己對財富的過分追求。

由此言及當下反腐敗的情勢，可以看到，自從十八大以來，伴隨著老虎蒼蠅一起打的雷霆之勢，已揪出了不少腐敗分子，風清氣正的政治環境正在形成。同時也要看到，對腐敗分子的懲處力度雖不可謂不嚴，反腐的聲勢不可謂不大，但貪腐卻并沒有杜絕，官員落馬之聲隨處可聞，有的貪腐數額之大，越來越超乎人們的想象。之所以如此，正在于這些官員克制不住自己對金錢財富的欲望。

在巨額財產面前，能抵擋得住誘惑是很不容易的。像顏回那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他卻能“不改其樂”的則更少，否則顏回也就不會成為君子之楷模了。

克己的另一個方面，是要克制自己攫取更高權力的欲望。孔子的理想社會是西周時期的禮治時代，而他面臨的卻是禮崩樂壞的現實。他希望通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途徑，讓君臣父子各歸其位，各安其分，最終恢復周禮的治理功能。只不過當他懷揣這樣的治國之道而游說諸侯時，卻發現根本沒有國君買他的賬。

我們可以想象，當這些諸侯們早已習慣了禮樂征伐出諸自己之手的生活后，又怎么舍得在自己頭上套一個管束自己的緊箍咒呢？所以，孔子之仕途不順、“有君不能事”的命途也就幾乎是注定了的。當我們以此來檢視今日之官場時，對于那些花費重金買官之人似乎也就多了一份理解。在近年來落馬的官員中，不乏賣官鬻爵之徒，而官爵之所以能有市場，是因為有巨大的需求，而這種需求也源自于人們追逐權力的欲望。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得很透徹：“愛好權力，猶如好色”，“在人的各種無限欲望中，主要是權力欲與榮譽欲”。有些人在掌握權力后，其膨脹的特性又會激發他的其他欲望，在這個時候，希望人能克制自己，簡直比登天還難。

孔子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大同世界的美好圖景，也提出了克己、修身之道，卻由于克己之不易而變得難以實現。其實，孔子的克己，并非只是運用個人意念的克制，而是與循守周禮相聯系的，只不過在春秋時期，周禮已喪失了往日整合社會秩序的功能，孔子的克己也就失去了規則的依托。今天我們欲使克己產生效用，則非依托法治不可——當我們把對財富的追逐與權力的行使置于法治之下，應當能夠解決儒學克己實踐這一難題。